卡什的遭遇之所以构成一种结构性讽刺，不在于他“亲华”——恰恰相反，他曾经是英国议会里对华最强硬的圈内人之一。正因为他身处反华建制内部，他被选为“替罪羊”这件事才暴露出这套机制真正的选择逻辑：它并不精确识别“谁亲华”，它识别的是“谁可以被牺牲而不引发建制内部的反弹”。一个反华小组的前主任，在政治需要的时候被当成“中国间谍”抛出去，既不会得罪真正的反华基本盘（因为他本来就是“自己人”，用完可以丢弃），又能在公众面前完成一次“看，我们真的在抓中国间谍”的表演。这种操作的精明和粗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精明在于它精准计算了牺牲品的政治成本，粗暴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证据来决定结果。

英国那场复盘报告里“一团糟”的评价，和美国“中国行动计划”下那些撤诉、无罪、自杀和失业的案例，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在相当多的西方政治操作中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证实的情报判断，而是一个可以被随时调用的政治资源。需要向公众展示强硬时，抓几个人；需要为科技封锁找理由时，起诉几个学者；需要转移国内矛盾时，炒作一个“间谍案”或“间谍气球”。至于证据链完不完整、被卷入的人后来怎样，不在这套操作的优先序列里。卡什说他“愤怒和沮丧”，陶丰还在打官司，汪丹浩已经无法为自己说话了。这些人不是“附带损伤”，他们是这套叙事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