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场闹剧的第二个支撑点——“无人做决断论”。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里抛出了一个极富挑拨意味的观点，引用一个所谓以色列专家的话说：“与1988年两伊战争末期不同，那时候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国内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力排众议，把停战决议比作饮下毒酒。如今，伊朗没有人愿意来喝下那杯毒酒了。”

那语气里满满的遗憾，就差直接拍着大腿喊了：哎呀！太可惜了！以前还有那么个能一手遮天的人出来兜底背锅，现在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群龙无首，连个拍板的都没有，害得我们这场仗打不完了！

您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他们之所以觉得现在的伊朗没人“饮毒酒”，无非是看到了一个表象：伊朗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自美军空袭后，因重伤严重，他的一条腿已经接受了3次手术，正在等待安装假肢，面部和嘴唇也严重烧伤，导致说话困难。

当这样一位最高领袖以肉眼可见的痛苦形象被隔绝在镜头之后时，美国人就产生了幻觉：哎呦，这老大哥出了意外，那底下的小弟们岂不是就要抢班夺权、一哄而散了吗？

抱有这种想法的专家，我觉得应该回去好好反思一下什么叫“抵抗政权的运作逻辑”。对于伊朗这样一个举国上下进行制度化战争动员的国家，所谓最高决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坐在象牙塔顶端凭空一拍脑袋完成的。他更像是一个系统指引的共同体。穆杰塔巴虽然是名义上的核心，但革命卫队那套庞大得可怕的系统，已经构建了一个能够自我运转的“军事委员会”，在最高领袖暂时无法频繁露面的时候迅速承担起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