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掌握历史叙事主动权，打破日本的话语陷阱。

长期以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我们一直跟着日本的话语体系走——日本叫它“靖国神社”，我们也跟着叫“靖国神社”，然后再去解释这个地方供奉着甲级战犯。这就陷入了一个被动局面：先接受了对方的命名，再去做补充说明。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直接给它定性为“战犯神社”，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来定义这个地方。以后讨论这个问题，起点就不是“靖国神社是什么”，而是“战犯神社为什么还在被日本政要参拜”。叙事的主动权，回到了我们手里。

这就是占豪此前反复强调的：面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我们一定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揭批日本，要在历史叙事上掌握主动权。中国直接剥夺了它的名称合法性，在国际外交话语体系中给它重新定了性。这种定性方式，比任何经济制裁都更具穿透力，因为它直接打击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根基和道义基础。

第三，为后续反制措施奠定话语基础。

当“战犯神社”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后，中国后续采取任何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制措施，都有了更充分的道义依据和话语支撑。你参拜战犯神社，我就有理由采取相应措施——这不是“报复”，而是对历史正义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