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很有意思了。黄仁勋一边说AI有风险、要合作监测，一边又说不需要新监管。他到底想干什么？

答案其实在他的逻辑闭环里——他认为AI安全应该靠技术手段解决，而不是靠立法解决。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技术标准的统一、安全框架的建立、跨境对话机制的运作，来实现“安全发展”。而在这个框架里，中国是不可或缺的。

六、中美AI对话：从元首共识到企业落地

事实上，黄仁勋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中美两国在AI安全对话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2026年9月，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交流AI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定于2026年11月举行，双方还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将这一机制称为“美中超级智能对话”，并确认了上述安排。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两国的AI实验室已经在讨论具体的事件报告机制了。据报道，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让中美两国的AI实验室隔着太平洋对话，同时与各自政府协同，敲定AI风险事件通报的范围、流程与要求。

黄仁勋的呼吁，其实是在为这个政府间对话机制提供产业界的呼应。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没有企业层面的实质性合作，政府间的框架协议就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