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权的沦陷：欧洲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时代全面落后，数据被美国巨头掌控，数字广告收入大半流入硅谷。DSA和《数字市场法》（DMA）是欧洲夺回主导权的“反攻”尝试。美国此举，是要扼杀欧洲在经济上的最后一次自主努力。

身份认同的危机：如果欧洲连定义自身数字空间规则的权利都被剥夺，那么“欧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其存在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这触及了欧洲一体化最根本的存在性焦虑。

马克龙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可教时刻”，将一次外交冲突，成功转化为推动欧洲战略觉醒的催化剂。他扛起的，不仅是为同僚讨公道的旗帜，更是为欧洲未来命运抗争的大旗。

三、 “嫌弃”的背后：特朗普主义与美国的战略转向

这次制裁，虽然发生在拜登政府任内，但其精神内核，却深深烙印着特朗普主义的底色。特朗普对欧洲的“嫌弃”是公开的、持续的、甚至是刻薄的。他视欧盟为官僚怪兽、经济竞争对手、防务上的“搭便车者”，以及被“政治正确”毒害的软弱象征。

这种“嫌弃”并非个人好恶，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欧洲在衰落，其战略价值已大不如前。 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的言论最为露骨：欧洲在美国的优先清单上仅排第四，次于西半球、印太和中东。换言之，在美国看来，欧洲已从“最重要的盟友”降级为“有时有用的伙伴”，甚至可能是“需要敲打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