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联合研发的“政治化”诅咒。GCAP和FCAS与其说是纯粹的技术项目，不如说是地缘政治与国内产业利益的博弈场。各国都想通过项目保住自己的就业、技术和工业份额，导致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最终的生产分工，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这使得技术决策让位于政治平衡，效率极其低下。FCAS项目就被称为检验欧洲能否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试金石”，其负担之重，已远超一款战机本身。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错位的竞争心态。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仍沉浸在昔日“全球航空领导者”的旧梦中，将东大的成功简单归因于“他们能，我们也能”的线性逻辑。这种心态忽略了两个关键事实：第一，东大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富活力的工业体系，并通过歼-20等五代机项目完成了扎实的技术爬坡和人才储备；第二，东大的研发模式具有高度集中、长期坚持、资源保障有力的特点。而欧洲的研发则受制于各国议会周期、预算争吵、党派政治和跨国协调，充满了不确定性。将自身置于一场与东大（以及背后的美国）的“六代机竞速赛”中，却用一套松散、内耗的机制去竞争，失败几乎是注定的。[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