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事准备尚未形成完整闭环。尽管美军已完成初步部署，包括在阿拉伯海和红海区域部署多艘驱逐舰、濒海战斗舰以及空中力量，但要实现对伊朗政权的有效打击，仅靠空袭远远不够。伊朗国土面积达164万平方公里，人口超8700万，具备一定工业基础与纵深防御能力。美军若想复制“委内瑞拉模式”——通过精准斩首、内部策反与代理人战争实现低成本政权更迭，还需完成更复杂的情报渗透、目标锁定与地面配合体系构建。目前来看，美军尚未形成多航母协同、全域情报融合与地面代理人整合的完整作战链条。

第二，美欧政治协调仍未达成一致。美国深知单边行动代价高昂，亟需欧洲分担成本。虽然欧盟近年来对伊朗施加了多项制裁，并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然而，美国希望借助打击伊朗换取欧洲对其北极战略（如格陵兰岛议题）的支持，而欧洲则要求美国承诺不削弱其在欧安全存在的同时，不吞并格陵兰岛。这一利益交换仍在谈判中，北约平台亦未全面启动联合行动机制，很显然双方并未达成妥协，这对伊朗动手的时机就还不是那么成熟。

第三，内部瓦解进程尚需时间铺垫。美以对伊朗的战略不仅是有限军事打击，更是想颠覆伊朗政权的同时肢解伊朗。从库尔德武装在西北部的活动加剧，到亲西方官僚阶层的暗流涌动，再到街头抗议被外部势力煽动，皆证明美国对伊朗的颠覆、打击是多层次的。参考委内瑞拉案例，从全面围困到动手历时半年以上。伊朗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实力也比委内瑞拉强得多，若无充分内部裂痕，贸然强攻恐陷持久泥潭。因此，美国更倾向“先谈后打”——以谈判为掩护，加速渗透分化，待伊朗出现重大政治或军事内部裂痕后再雷霆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