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二：和，即失权柄。 这是泽连斯基最致命的死结。战时状态赋予了他近乎临时的权力，暂停选举，集中控制资源和舆论。一旦签署和平协议，哪怕是不平等的协议，战时状态必然解除。届时，被压抑的国内政治矛盾将爆发，问责必然指向他：为何领导国家走向如此结局？他的支持率在战事失利和内部腐败传闻中早已下滑，举行选举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军事分析家指出其“拖延战争的本质，是为了维持权力以继续掌控西方援助资金”，可谓一针见血。和平，对他个人权力而言，是毒药。

困境三：西方的“援”与“弃”。 泽连斯基政权存活至今，全靠西方输血。但西方的耐心和支持度并非无限。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强烈信号，欧洲的 fatigue（疲劳感）也在增加。援助法案在美国国会步履维艰，欧洲国家的武器库存见底。泽连斯基就像一个依靠外部生命维持系统的病人，而医生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值得继续花费天价费用。他必须在外援彻底中断前，找到一个既能保住部分国家实体（哪怕残缺），又能为其个人政治生涯提供一定庇护的方案。

因此，他在会谈中强调“领土问题必须尊重乌克兰法律与人民意愿”，并提出可能举行“全民公投”，这实质上是试图将未来可能被指责的“丧权辱国”条款，转移给“人民的意志”。然而，在战火纷飞、领土沦丧、信息受控的环境下，所谓公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这更像是一道为可能的妥协寻找合法性的政治程序。在特朗普的施压和普京的军事压力下，他的回旋余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那“接近95%已达成共识”的20点和平计划，剩下的5%，恰恰是关乎领土与主权的核心，也是他权力的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