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上的推波助澜，使得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英国改革党）迅速崛起。这些政党以“本土主义”和“反建制”为旗号，将反移民、反全球化作为核心诉求，甚至提出以“血统与出身”界定英国身份的极端主张。当极右翼的排外言论从边缘走向主流公共讨论时，必然引发坚守多元文化主义的反种族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弹，双方在街头形成零和博弈的对立态势。[page]

再次，文化认同撕裂与“敌意环境”政策的长期反噬是深层心理动因。在人口结构变迁（非欧盟移民占比大幅上升）的背景下，部分本土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危机”与“种族替代”焦虑。

然而，历届政府推行的“敌意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移民政策，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将移民“非法化”和“犯罪化”，不仅剥夺了少数族裔的尊严，更在全社会范围内默许甚至鼓励了种族歧视。

这种系统性的排斥政策，使得移民群体与本土群体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形成了“平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