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次的战略目的在于“权力确权”。在战时状态下，最高领袖的决策权是伊朗政治体制的核心。穆杰塔巴通过与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公开会晤，向国内外明确宣示：尽管他保持物理上的隐蔽以规避暗杀风险，但他依然牢牢掌握着伊朗的最高决策权。这种“最小化物理暴露面，最大化政治影响力”的操作，既保障了战时领导人的安全，又确保了国家机器在极端压力下的正常运转，向外界证明了伊朗政权具有极强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 内部整合与路线统一：为“边打边谈”背书

伊朗内部长期存在强硬派与改革派的路线之争。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改革派代表，主张通过外交谈判缓解经济压力，甚至公开以“中美博弈”为例，暗示伊朗应学习中国“边发展边斗争”的智慧，避免陷入无谓的消耗战。然而，这种务实路线在伊朗国内面临着强硬派的巨大压力，被指责为“软弱”甚至“投降”。

穆杰塔巴此次与佩泽希齐扬的长谈，实质上是对总统外交路线的一次公开背书。会谈议题涵盖了“与外国各方的经济合作”以及“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这表明最高领袖认可将经济民生与外交谈判挂钩的策略。通过最高领袖的亲自站台，佩泽希齐扬主导的对外经济斡旋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国内关于“谈判即妥协”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