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务实回归与大国博弈的“最大公约数”

尽管拜登政府在任内频繁试探中国红线（如台湾问题），但在执政后期，面对高昂的对抗成本和国内经济压力，其政策也展现出了务实的一面。从旧金山会晤到釜山会晤，中美双方在关税豁免、芬太尼合作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缓和措施，甚至规划了元首互访。

这一转变表明，经过数年的激烈博弈，“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两党乃至中美双方不得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拜登政府最终意识到，彻底的“脱钩断链”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必须在竞争中保留合作的通道。

拜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他既通过科技封锁和联盟围堵加剧了大国博弈的烈度，又通过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了双方滑向灾难性的冲突。他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更加成熟、但也更加严峻的中美战略竞争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