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并非凭空构想，其历史参照清晰可见——正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游击战。在这样的急之下，谁战功卓著，谁就能在抵抗运动中获得威望与地位，这种激励模式可以大大提升伊朗人的反抗精气神。若伊朗敢于彻底放权，支持“抵抗之弧”上的各路力量自主作战，则逊尼派国家内部的老百姓也可能被反美情绪所感染，从而动摇那些亲美政权的根基。

这一进程一旦启动，将产生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效应：随着战事拖延，美国资源不断消耗，全球反美情绪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资源将向伊朗汇集，更多国家或明或暗地加入反美大潮。对于伊朗而言，这不仅是摆脱当前困境的自救之道，更是跃升为地区领导国家的历史性机遇——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唯一生门。

然而，对伊朗来说，机遇窗口期有限且脆弱。如果伊朗在选出新最高领袖后，选择重回谈判桌，试图通过妥协换取喘息，则意味着重新落入美以擅长的节奏：谈判、渗透、颠覆、斩首，循环往复，直至耗尽伊朗人民的意志与国际社会的期待。到那时，这个国家将真正失去翻盘的可能，被直接分裂为几个国家，自此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