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秩序中，“公海航行自由”被视为圭臬。但这条规则的维护，从不是靠条文本身，而是靠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当一方认定另一方是“敌舰”，且自恃拥有不受惩罚的能力时，公海与领海、战时与平时的界限，便可以被单方面重新定义。

伊朗或许曾认为，在多国演习的背景下，在返回母港的和平航渡中，能够免于攻击。这种“轻信”，源于对霸权逻辑下限的高估，对“战争边缘游戏”危险性的低估。

历史一再证明，当博弈一方认为成本可控、收益巨大时，任何“禁忌”都可能被打破。从“北溪”管道到跨海通信光缆，再到今天的公海击沉主力舰，红线一旦被擦除，就再无颜色。

这给所有中等力量国家的教训是：不要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对手的“守规矩”或“讲道理”上。 和平不是求来的，更不是默认规则赐予的。没有足以让侵略者痛入骨髓的反击能力，公海也可以是坟场。[page]

凯恩关于伊朗火力骤减的报告，指向了第二个残酷现实：武器批判。 这里的“批判”，不是讨论，而是“被批判得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