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被默茨置于聚光灯下的东大，其“战略远见”究竟提供了何种价值，能让身处困境的欧洲政要公开援引？

这绝非是对东大内部治理模式的全面认同，而是对其在国际博弈中展现出的 ‍“战略定力”与“可预测性”‍ 的务实评估。

在东大看来，大国崛起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其政策框架往往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刻度，无论是产业发展（如新能源、数字经济）、科技规划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一种超越选举周期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对于寻求长期合作框架的欧洲资本与产业界而言，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亟待全球协作的领域，东大所倡导的 ‍“多边合作”与“互利共赢”‍ 话术，与欧盟自身的理念存在显著交集。

当“美国优先”不断退群、毁约、单边施压时，东大至少在口头上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并试图在一些具体领域（如绿色能源、人工智能伦理）构建新的国际规则。

对于欧洲而言，东大此时的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场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