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信任危机：东电的“系统性失信”与监管漏洞

东电在福岛核事故中的失职行为（如隐瞒反应堆建筑震动加速度超标6倍、迟报核泄漏）已构建起公众对其“系统性失信”的认知框架。2017年柏崎刈羽核电站通过安全审查后，因反恐措施形同虚设（员工冒用身份混入核心区域）、入侵探测器故障等漏洞被紧急叫停；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导致600升含放射性物质乏燃料池水溢出，进一步加剧公众对东电技术管理能力的质疑。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2025年视察后称“所有建议均得到落实”，但福岛核事故后东电在赔偿与应急处理中的表现，使“民众对东电的不信任比其核污染水储存罐还深”。新潟县10月民调显示，60%居民认为重启条件未成熟，70%担忧东电运营能力，这种信任赤字成为重启的最大障碍。

三、地缘战略考量：核技术积累与能源自主的双重野心

日本核电政策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核电产业为日本积累了大量核材料与技术人才，为其核武器化提供潜在路径。尽管日本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但其钚储备量达47吨（足够制造6000枚核弹头），且福岛核电站残渣中含放射性铀元素（半衰期长达45亿年），技术储备与材料积累使其具备“数月内完成核武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