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这或许与这些国家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一种源于海洋文明的战略文化有关。这种文化带有强烈的“开拓-冒险”基因，或者说，具有某种“海盗遗产”的色彩。在面临体系性困境和多条道路看似走不通时，它们更倾向于“赌一把”，通过高风险行为寻求突破。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这种“赌博”心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指出的，近代日本的国运崛起，很大程度上始于甲午战争赌赢后的巨额赔款。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一次次通过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获取了巨大利益。即便在二战中彻底失败，由于冷战等复杂因素，日本也并未完全承担其侵略行为的所有后果。例如，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出于自身打内战等考虑，不仅拒绝了罗斯福关于中美共同驻军日本的建议，还宽待了大量日本战犯与侨民，甚至利用冈村宁次等旧日军将领和士兵为其内战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打破外交孤立和牵制美苏的战略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这一系列“以德报怨”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但客观上使得日本未能像面对美国（如李梅火攻、原子弹攻击、长期驻军）或苏联（如出兵东北、拘押战犯）那样，从其侵华冒险中尝到足够深刻的苦果。历史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当痛苦的教训不够沉痛时，冒险行为就可能被误读为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可以重复的成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