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绿色科技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当欧美还在为碳中和目标争论不休时，东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生产国。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发生在东大境内，其特高压输电技术更被国际能源署称为“颠覆性创新”。笔者曾分析过，东大在绿色领域的布局绝非偶然，而是将环保需求与产业升级深度捆绑，既解决了环境压力，又抢占了未来经济制高点。

其三，国际责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塑造”。 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从全球发展倡议到新冠疫苗援助，东大正在重新定义“大国责任”。西方惯于将援助与政治条件挂钩，而东大更强调发展实效与互利共赢。这种模式或许不被西方意识形态认可，却深受发展中国家欢迎——毕竟，饥饿的人民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选票。[page]

二、西方为何难以接受现实？意识形态桎梏与战略焦虑

黄循财提醒西方“必须接受现实”，恰恰说明西方至今仍未真正做好准备。这种抗拒心理源于三重深层矛盾：

首先是制度自信的崩塌。 西方长期将“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视为历史终点，但东大的成功证明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长期战略规划与灵活政策调整的结合。这种模式不仅有效，甚至在效率上超越了西方体系。当非西方文明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时，西方的普世主义叙事便遭遇致命挑战。